中国文物研究所简史
(1935--2005)
中国文物研究所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是从事文物研究、文物保护科学
技术研究及出土古文献研究的国家级公益性科研单位。作为中国文物保护领域的综合性研
究机构，其学科领域涵盖自然科学与人文两大门类，涉及物理学、化学、建筑学、地质学、
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信息技术等诸多学科。
中国文物研究所的前身可追溯至1935年1月成立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新中国成立后，重组更名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此后几经机构变更、裁撤，终于在1990年8月，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与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的
基础上，组建成立中国文物研究所。
中国文物研究所自初创迄今，在国家政治风云变幻与社会经济兴衰起伏的大潮中，历届领导与各方文物专家时刻以保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为己任，精诚合作，进行了大量的文物资料收集整理、文物古迹调查研究及文物修缮保护工程工作，为中国文物事业的建设与
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培养出了一支精干的文物保护与研究队伍。多年来，中国文物研究所承担过数百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项目，完成国家级科研课题数十项，出版文物保护科技著作和文物研究学术著作百余种，研究论文千余篇，首批获得国家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和国家文物保护工程甲级勘察设计资质，并广泛开展国际间遗产保护的交流合作。中国文物研究所走过的七十年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修复的历史。
中国文物研究所七十年的成长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以下六个阶段。1．初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与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时期(1935—1948)；2．新生：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时期(1949—1955)； 3．发展：古代建筑修整所与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时期(1956—1965)；4．停
滞：集体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时期(1966～1973)；5．复兴：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与古文献研究室时期(1974～1990)；6．创新：中国文物研究所时期(1990～ )。
一、初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与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时期
(1935—194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蓬勃兴起，中国社会进入相对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既要学习接纳西方的现代文化，再认识、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由此，“整理国故”之风日炽，并掀起了以“中国固有形式”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与之相应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及文物、博物馆事业也大都发轫于此。在此背景下，民国政府中的一些较为务实的官员，因受到欧美先进国家在城市规划与文物古迹保护方面取得成效之影响，遂开始关注文物古迹的保护与整理工作，从事文物保护管理与研究的专门机构也相继创建并逐步发展起来，并尝试开展了—系列的文物古迹的整理保护与调查研究活动。
1928年3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即是民国政府较早设立的文物保护管理及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隶属于民国政府大学院，聘请知名学者23人为委员，于同年9月设立北平分会。嗣因古物古迹以华北各省为多。爰于1929年1月，古物保管委员会移设北平，以其北平分会办公地址北海团城为会址。1929年，大学院结束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改求教育部，并于1930年12月设立天津支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自成立之初，随即进行了大量有关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的调查，调查登记北平、河北、山西等华北诸省各重要古迹古物共数百处，获得数量众多的文物实物资料，并发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报告多种。其中较为著名的考察活动是与北京大学、北平研究院共组燕下都考古团，前往河北易县进行燕下都遗址发掘，其间另有北平文物维护会，是由刘半农等人于1928年6月组织的临时性文物保护组织，由刘半农任主席。文物维护会曾与安得思代表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进行谈判，合作组织中亚考察团，前往内蒙古进行考古调查采集等。
朱启钤(1872-1964) 梁思成(1901-1972) 刘敦桢(1897-1968) 袁良(?-1953)
朱启钤以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建将来之新建筑”为主旨于1930年3月创办中国营造学社，是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凋查与研究的重要学术团体。学社成立之初研究范围侧重古籍整理及外籍之译述。1931年7月后，中国营造学社改组为文献、法式两组，梁思成、刘敦桢分别出任主任。文献组工作侧重史料之搜集，法式组侧重古代建筑实物的测绘调查及营造则例之整理。自是而后，每岁春秋二季，分组出发实地调查测绘古代建筑逐渐成为学社的主要工作，并以研究所得，为当时中国的古代建筑修缮保护、教学、设计等机构提供参考资料等。中国营造学社之成立，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及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随着对文物古迹的调查研究日益得到各级政府及学术界的关注，1935年1月，稍晚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和中国营造学社而创立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则是专门从事古代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及调查研究的政府机构。无论从其机构规模、资金及设备的支持，还是从其技术人员、工程项目以及管理程序等诸多方面而言，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在当时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成为中国现代文物保护事业滥觞期的重要机构。
略如上述背景而外，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的成立契机，还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侵略者觊觎华北而呈现纷繁复杂的政治时局密切相关。
1933年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政府的市长，就任之初适逢《塘沽协议》签字不久，华北局势危迫，日本侵略者染指平津的野心已很明显。袁良市长当时即考虑到北平为元、明、清历朝以来之都城，宫阙、殿宇、苑囿、坛庙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精华所萃，集东方艺术之大成，若将北平规划建设成为旅游胜地，使北平成为东方最大的文化都市，定为国际社会所瞩目，而又可将国防建设寓于新兴的都市计划与市政建设之中，藉此以遏止日本的侵略图谋。因此自上任之初，袁良市长力主借鉴欧美各国最先进的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经验，锐意革新，力图整顿，积极倡导《北平市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等城市建设计划，并为保障上述规划实施发行公债，改善财政税收状况，此开北平现代意义大规模城市规划之先河。
随着北平都市计划与市政建设的诸项计划既定并落实实施，鉴于北平市内文物古迹多有
残损毁圮，实有进行系统维护修缮的必要， 1934年11月，北平市政府开始着手制定北平市文物整理计划，并呈请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政整会”)核示批准。稍后，由北平市政府拟具的《文物整理计划书》和由“政整会”拟具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规则草案》，呈奉行政院1934年12月22日第七○五二号训令核定，以《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组织规程七条》的名义颁布。1935年1月11日，根据行政院训令以及所颁布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组织规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简称“文整会”)在北平正式宣告成立。“文整会”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政整会”委员长，冀察两省政府主席、北平市政府、内政、财政、教育、交通、铁路各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的代表为当然委员，主席则先后由“政整会”的委员长黄郛、陶履谦兼任，委员计有吴承湜、王冷斋、曲建章、马衡、李诵琛、梁思成、富保衡等，“文整会”的主要职责如下：(一)指挥监督关于执行整理旧都文
物的各项事宜；(二)审核关于整理旧都文物的设计；(三)筹划保管关于整理旧都文物的款项；(四)凡关于整理旧都文物有应与其他机关协商者，由本会商请主管机关办理等。
1935年1月15日，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通知北平市政府，依照组织规程，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将整理修缮北平文物古迹事宜，委托北平市政府负责具体实施，但在文物整理修缮工程实施之前，须拟具完整的计划提交“文整会”审定核准，待工程竣工时则须报请“文整会”派员组织工程验收。北平市政府为全面执行“文整会”所委托的北平文物整理修缮事宜，遂于1935年1月16日设置成立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办公地址设在北平市政府内西花园南院。该处直接隶属于北平市政府，其正、副处长分别由北平市政府的市长及北平市工务局局长兼任，主要职责是负责办理关于北平市内文物整理修缮的各项设计、工程以及其他与文物相关资料的编辑、宣传事务；负责筹拨专款，编拟计划，分期实施各项修缮工程等。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的首任处长由时任北平市长的袁良兼任，副处长则由时任北平市工务局局长的谭炳训兼任，其余工作人员则主要是由北平市工务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北平各营造厂商的古建筑营造匠师所共同组成，全面实施北平古建筑保护与修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事宜。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成立后的第一项重要工程即面临北平故宫的古建筑修缮保养工程。袁良身为北平市长，兼任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处长，决非挂名而已。从当时的往返公文 看，其上多有袁良的亲笔批示，签印更是必不可少；其他如副处长谭炳训、技正(技术负责人)林是镇及至一般事务员，皆认真钤盖印章，以负其责。
左一：北平市市长袁良手书批件(1935年4月2日)“可交工务局会商古物陈列所，酌拟办 法函处转呈核实可也”钤：“袁良之印”朱文方印
左二：1935年4月5日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关于故宫修缮计 划的意见
撰文：朱毓真、彭一卣签名钤印
北平市市长袁良批示：“故宫修理本在行政院决议内，未便却也。”
钤：“袁良之印”朱文方印、“谭炳训”未文方印
左三：北平政府公安局“关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组织规程训令”(1935年12月23日)
左四：”旧都文物整理实施实务处关防“印
至1935年末，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裁撤之后，依据1935年12月7日行政院第六三○四号训令通过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组织规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改隶国民政府行政院直属，其当然委员也相应稍作调整，改组以内政、财政、教育、交通、铁道五部、蒙藏委员会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代表各一人，河北、察哈尔两省政府及北平市政府代表各一人组成；此前的委员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则由行政院蒙藏事务委员会所替代。1936年3月，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改组“文整会”的执行机构“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更名为“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并于同年5月1日正式成立。此次改组详细规定了“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的人员编制、职责范围、工程细则等内容；该处仍设处长、副处长各一人，处长由时任北平市政府市长的秦德纯兼任，副处长则由时任北平市工务局长的富保衡兼任，但均不支薪。按照编制处长、副处长以下设置秘书一人，负责办理文书总务及特派事项；设置技正二至三人、技土六至十人、技佐八至十二人等，负责文物整理的技术事务；设置事务员四至八人、会计员一人办理会计出纳庶务；还根据事务繁简酌用增设编译员、书记员等职。至1937年末，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人员计有20余人，技正为林是镇，技士有陈捷、樊际麟、查良铭、齐昌复，助理员为杜佐臣，事务员有杨希雄、刘祚新，测目有刘恩绶、范宗彝、刘畔池，测丁有冯世卿、余少文、金子岩、林玉、顾文森、管连升、李子敬、石学勤、伊克敬、赵连等十人，庶务有崔兴久、薛锡成等。另外，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为组织实施北平的文物整理修缮工程，还专门购置—批进口测绘仪器及特制活动云梯、拔草器、吸尘机、汽车等古建筑修缮工程专用工具等，为北平文物古迹的整理修缮工程提供技术设备的支持。
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组织规则
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为保障北平文物整理工程的顺利实施，通常委托北平市工务局、工程司(建筑设计事务所)及各营造厂商代为办理，并同时聘任各方专家或学术团体作为技术顾问。因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主持的各项文物整理工程多由北平市工务局代办，因此该处也须委派职员前往北平市工务局参与工作，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无沦机构建置、技术顾问抑或修缮工程等诸多方面均得到当时北平市政当局以及北平各界的积极响应与支持。在修缮工程技术方面，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则聘请对于中国古建筑学识渊深的基泰工程司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负责，并同时委托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中国古代建筑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作为技术顾问直接参与北平的文物整理工程。
事实上，自1935年5月起，在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成立之初，即开始组织实施名为“北平游览区古迹名胜之第一期修葺计划”文物整理修缮工程，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也以北平市工务局的日常事务工作，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工作密切配合，制订计划将北平历史文化价值最高而亟待整理的文物古迹进行系统地维护修缮。各古建筑修缮工程均逐项按照规定，经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决议整理之后，由北平基泰工程司事务所委派建筑师，会同作为技术顾问的中国营造学社先期进行测绘勘查，编制工程查勘情形图说，拟具修缮计划书及预算册，再经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复加详细审核，确定修缮工程做法说明书，并经投标选择营造厂商付诸实施。由现存当时的档案文书可以看出，在北平文物整理工程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文整实施事务处委托基泰工程司测绘设计、招标工程承包商等的各方文件合同齐全，往来文书中各单位印章及负责人签章滴水不漏，工程承包招标及承包商工料报价亦中规中矩，显示出极高的专业水准。
左一：谭炳训(生卒年不详) 左二：林是镇(1893-1962)
中图：朱启钤(右一) 梁思成(右二)刘敦桢(右三)考察北京天坛修缮工程(1935年)
右二：天坛维修工程中梁思成、林徽因在祈年殿屋檐上(1936年)
右一：杨廷宝在天坛修缮工程中
左一：内政部北平古物陈列所致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修缮协和门朝房及熙和门事 宜”函（1939年4月）
左二：祥盛木厂致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修缮协和门朝房等工程标单。（1937年 5月17日）
左三：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致古物陈列所“关于协和门朝房等工程由祥盛承修函达 查照“函（1937年6月17日）
左四：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致古物陈列所“关于协和门朝房等工程由祥盛承修函达 查照“函（1937年6月17日）处长：秦德纯 签范押、钤印六月十七日 副处长：富保衡 签范押、钤印 六月十七日 秘书：朱毓真技正：林是镇
左五：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技正林是镇为修缮协和门朝房招标图件致处长、副处 长呈文。 副处长秦德纯签“可，五、八”。钤名印（1937年5月7日）
正阳门五牌楼改造工程（1935）
左一：天坛皇穹宇修缮工程完成后全景（1936年）
左二：修缮后的东南角楼（1936年）
左三：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主要成员东南角楼修缮工程开工合影（1936年）
左四：抗战时期，梁思成等古建筑专家在四川考察南充西桥（1940年）
北平第一期文物整理工程自1935年5月开工，至1936年10月告竣，此间共修缮整理北平重要古建筑计有明长陵、内外城垣、城内各牌楼(正阳门五牌楼、东西长安街牌楼、金鳌玉蝀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西交民巷牌楼等)、东南角楼、西安门、地安门、钟楼、天宁寺、天坛(圜丘、皇穹宇、祈年殿及殿基台面、祈年门、祈年殿配殿及围墙、祈年殿南砖门及成贞门、皇乾殿、北坛门及西天门，外坛西墙)、国子监辟雍、碧云寺总理衣冠冢(金刚宝座塔)、玉泉山玉峰塔、碧云寺罗汉堂、西直门外五塔寺、妙应寺白塔、中南海紫光阁等。
此后，第二期文物整理工程于1936年10月起随即实施，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通过聘任审查委员，组织审查会议，所有文物整理计划及重要事项交审查会议核准。至1938年1月，业已竣工第二期工程中修缮的主要古建筑有：天坛祈年殿迄东长廊、碧云寺中路佛殿、文丞相祠、故宫午门、协和门朝房及南薰殿、大高玄殿牌坊、隆福寺毗卢殿等二十余项。
此外，在上述的第一、二期工程实施过程中，当时尚有其他机关团体使用的古建筑，如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南海及北海公园等，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出于对北平各文物古迹负有全面保护之责，也在当时比较宽裕的经济状况下，曾进行过系统的整理修缮。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北平的著名学者大多转移到西南大后方。至1938年4月底，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的工作基本宣告结束，仅有第二期尚未完成部分的工程，移交给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及其后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属下的建设总署(嗣改称工务总署)接手继续完成，而“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的全部卷宗档案也被移交至伪建设总署。在整个抗战期间，北平文物整理修缮工作始终继续，未曾间断，但工程项目规模较小，仅有故宫、颐和园、中南海、大高殿牌楼、天坛、北海等处的一般性修缮及保养工程。
在此期间，值得特别—提的是，在1941年6月至1944年末，伪建设总署及北平都市计划局曾委托华北基泰工程司，由张镈主持对北平中轴线及其外围重要古建筑进行系统的测绘。1941年初，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面对北平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其忧虑与日俱增。他认为这些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之瑰宝经不起火焚、雷击，尤其当时北平正处于日伪统治之下，必须及时对其进行现场精确的测绘以防兵燹不测。而时任伪北平都市计划局长的林是镇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原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技正，此外伪建设总署署长殷同也与朱启钤相识，藉此关系，朱启钤测绘北平重要古建筑的设想得以实施。同年6月，朱启钤推荐华北基泰工程司事务所的建筑师张镈承担这一重任，而此项动议也得到了基泰工程司老板关颂声的积极支持。为了避免“失节”之嫌，张镈以“建筑师张叔农”的名义，与伪北平都市局签订承揽测绘故宫中轴线(天安门、端门、午门、东西华门、角楼、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等)，以及外围的太庙、社稷坛、天坛、鼓楼、钟楼等主要古建筑的测绘合同。整个古建筑测绘项目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测绘重点则在于紫禁城内的主要古建筑。
左一：张镈（1911-1999）
左二：景山寿皇殿正立面图
左三：太庙后殿彩色图
左四：正阳门城楼正立面图
左五：正阳门箭楼彩色图
张镈当时除了主持华北基泰工程司业务外，还担任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的教授，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土木系的师生作为主要力量参与此项浩大的古建测绘项目，最后将每座建筑的平、立、剖面及构造详图均按不小于1/50的比例尺，用墨线或彩色渲染绘制在60 x 42英寸(相当1.524 x 1.067米)的进口高级橡皮纸之上。这批测绘图纸的绘制极其认真精细，功底深厚，测量数据翔实，其中彩色的大幅建筑透视渲染图更是难能可贵，尤其精彩。此外，1943年底，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的朱兆雪请营造学社的有经验的绘图员邵力工和北京大学上学院讲师冯建逵等带领部分学生，也参加了此项古建筑测绘项目。此次古建筑测绘工作共分为三期，为期大约四年，最终绘制大幅图纸680余张，另附大量古建筑照片及测量手稿。至此项工作结束时，抗日战争已显露出胜利的曙光。最为值得庆幸的是，北平古城在八年抗战中侥幸未遭大规模的破坏，而这批在特殊环境中艰难获得的北平中轴线重要古建筑的实测图纸及测绘资料也悉数完整保存下来，成为现今之中国文物研究所的珍贵藏品。
左一：天坛皇乾殿透视图
左二：俄国画家毕古列维赤描绘北京古代建筑的油画(八大处香界寺,图中敬佛二字为清 康熙帝书)
左三上：俄国画家毕古列维赤描绘北京古代建筑的油画(北海天王殿)
左三下：俄国画家毕古列维赤描绘北京古代建筑的油画(十三陵神道)
与北京城中轴线重要古建筑测绘工程同时，北平都市计划局还特聘时任教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俄国画家毕古列维赤进行描绘北京古代建筑的油画及水粉画创作。毕氏的画作并非完全写实，而是带有一定的写意成分，这使得画面更为紧凑迷人。此番创作自1936年一直延续到1948年，画作后归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保存。后有部分画作被送至南京展览流入台湾，现存台湾大学美术馆；而留在北京的画作成为中国文物研究所的珍贵藏品。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北平光复，同年10月10日北平市政府接收日伪工务总署，
重新组建北平市工务局。时任北平市长的何思源下令将原由伪建设总署管理的北平文物整理工程移交由北平市工务局属下设立的文物整理工程处暂时维继，办公地址设在北平市韶九胡同。
至1946年末，北平市工务局文物整理工程处曾主持北平文物整修大小工程计有四十余处，其中有：中南海勤政殿、先农坛、故宫午门、天安门等处城楼，以及玄穹殿、朝阳门箭楼、永定门城楼箭楼、智化寺钟鼓楼、碧云寺钟鼓楼、颐和园(排云殿、长廊、云辉玉宇牌楼、耶律楚材祠及文昌阁)、东西长安街牌楼、智化寺智化殿及天王殿等。
1946年10月间，随着抗战前“文整会”的部分委员及技术人员逐渐归来，遵行政院令筹划仿照前例，恢复组建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1947年1月1日，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正式恢复成立，由主任委员1人与委员9人组成。由著名学者、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兼任主任委员，九位委员中既有中国古建筑研究及建筑工程界的代表人物朱启钤、梁思成、关颂声、谭炳训，也有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胡适、袁同礼、谷钟秀，以及军政要员熊斌、何思源；日常管理工作由秘书俞同奎及事务专员刘南策具体办理。1947年1月28日，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在太庙事务所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通过关于隶属该会之文物整理工程处的组织规程；该会暨工程处之经常费预算，工程事业预算费，亦均经审议通过，并决议正式接管北平市政府工务局文物整理工程处。嗣于同年5月，奉令公布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依照组织条例之规定，设置工程处为其执行机构，由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决定文物整理的选择及预算，而其工程处则专门具体负责北平文物整理事宜，正、副处长仍由市长及工务局长分别兼任。时任北平市长的何思源兼任处长，整理工程实施方面由任北平市工务局长的谭炳训兼任副处长，该工程处遂于同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海团城。工程处下设工务、总务两科，召集前北平市工务局文物整理工程处原有技术员司职，以资熟手，而利推进。至1947年末，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处聘用的员工32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计有雍正华、曾权、杜仙洲、陈效先、祁英涛、余鸣谦、陈继宗、李方岚，于倬云、赵小彭、曾和霖等十余人。所以此时北平的文物整理工程已完全由工程处负责具体的工程实施；只是每项工程计划，必须交由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对于中国建筑有专门研究者予以最后的审核。至1948年6月，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工程处完成的北平古建筑修缮整理项目计有：故宫东路乐寿堂、故宫午门东翼楼、故宫西路寿安宫西南转角楼、故宫保和殿左右崇楼、天安门、钟鼓楼、北海阐福寺、北海蚕坛、北海小西天、智化寺东西配殿、安定门箭楼、颐和园北宫门正座、颐和园香海真源、颐和园画中游、卧佛寺、大慧寺大悲殿、八里庄万寿塔、雍和宫法轮殿、静宜园见心斋等工程。
左一：马衡(1881-1955)
左二：俞同奎(1876-1962)
左三：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秘书俞同奎致主任委员马衡＂验收孔庙及雍和宫保养工程＂ (1947年12月)
左四：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马衡致函北平市政府＂颐和园悦春园修缮事宜＂ (1948年3月8日)
左一：北平市市长、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何思源致函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 拟请勘察北平各城楼（1947年）
左二：行政院院长张群签署行政院指令：令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指导各古建筑之保养 的函件（1947年8月16日）
左一：修缮中的天安门
左二：修复后的天安门
左三：石栏修复
左四：修缮中的北京鼓楼
左五：修缮中的北京鼓楼局部
左六：修缮中的北京鼓楼远景
抗战胜利以后，大量军队往北平城内各大坛庙寺观内驻扎，破坏古代建筑的现象时有发生。以马衡为首的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多方呼吁，并上书军政高层，务求关注北平古建筑的保护事宜。1947年4月、1948年7月，时仟军政要员的李宗仁、傅作义曾先后分别致书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明确支持有关呼吁。力主加强文物保护措施。由此可见，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在文物保护方面其社会影响之大。1948年以降，国民党政权已是风雨飘摇，从当时各届政府行政院长张群、翁文灏、孙科等致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的指令文件可以看出，当时物价飞涨，百业萧条，职员减薪，民生艰难。在此社会背景下，北平的文物整理及修缮保护工程只能量力而行，勉强为之。而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中国历史新的一页马上就要揭开了。
综上所述，自1935年1月正式成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迄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北平文物古迹的系统整理修缮始终未尝间断，其间总计完成大小文物修缮保养工程近百项，范围基本涵盖了北平市内的主要宫殿、坛庙、寺观、苑囿、城墙城楼、牌楼等重要文物建筑，从而形成了中国文物古迹进行系统整理保护的滥觞。诚然，限于当时复杂多变的时局及随时发生的各种特殊情况，这些工程当时整理修缮所遵循的主要原则，正如梁思成先生的评论：“……当时修葺的原则最着重的在结构之加强：但当时的工作伊始，因市民对于文整工作有等着看‘金碧辉煌，焕然一新’的传统式期待；而且油漆的基本功用就是木料之保护，所以当时修葺的建筑，在这双重需要之下，大多数施以油漆彩画……”尽管如此，这些文物修缮或保养工程的效率很高，其设计、施工、监理质量均属上乘，并在修缮工程实践中培养了一批古建筑工程技术人员，而正是这些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古建筑技术人员构成了新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以及文物保护工程事业的中坚力量。
二、新生：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时期(1949—1955)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政府进驻办公。为了接管北平市文物、博物馆、图书馆各事业单位，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所属的文化接管委员会下设文物部。文物部1948年12月成立于河北良乡，由尹达任部长，王冶秋为副部长，王毅、李枫、于坚、罗歌为联络员，负责接管北平市内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事宜。工作机关设在北平市北池子大街66号。1949年2月19日，北平军管会所属的文化接管委员会开始接管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文物整理工程处，并要求其原有职员继续正常工作。到3月上旬，北平市军管会对北平旧有的文物、博物馆事业的接管工作基本完成以后，随即开始建立健全领导管理机构，并对原有单位逐步进行整顿和改造。这些举措的实施，使北平的旧有文物、博物馆事业有了根本的变化，迅速走向了新的发展时期。1949年6月6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简称“华北高教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文物部随即并入该会，改称“华北高教委员会文物处”，由王冶秋任处长；而此前由北平市军管会所接管的北平旧有文物、博物馆等单位，同时划归“华北高教委员会”直接领导。在该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录用一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从事北平文物古迹的修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工程处正式更名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至1949年底，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处主持完成的北京古建筑修缮整理项目计有：孔庙大成殿、正觉寺金刚宝座塔、西郊大慧寺大悲阁、护国寺金刚殿等修缮工程。
此外，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还协助故宫博物院进行多处古建筑的修缮设计；由于国家宗教政策的需要，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也曾协助北京市建设局对雍和宫等喇嘛庙、清真寺进行勘查设计指导施工。此外，北平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1932年北平城区庙宇实地调查资料三百余份也拨交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收藏。
左一：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签发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调查组调查本 市文物古迹损毁情况的介绍信（1949年2月26日）
左二：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文卷像具器材等总清册，清点委员会委员印信（1949年7月 28日）
左三：文化部文物局正式启用的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印模，主任马衡签名盖章 （1950年2月22日）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文化部下设一厅六局，文物局是其中之一，负责指导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同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致函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将前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所属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等单位划归文化部领导。16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郑振铎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为副局长。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由文化部领导，成为国家从事古建筑修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的专门机构。
1951年10月1日，文化部文物局更名为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同年12月14日政务院任命郑振铎为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王书庄为副局长。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隶属于
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
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南河沿南口东侧的皇堂子。由马衡任主任委员，梁思成任委员，俞同奎任秘书；机构设置有工程组、文献组、总务组；赵正之任工程组组长，俞同奎兼任文献组组长，夏纬寿任总务组组长，员工计有69人。后于1953年增设人事组，纪思任组长；特聘朱启钤、宿白为顾问。1953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联合支部，纪思为支部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沈庆林为支部书记。当时，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投身于新中国文物保护的神圣事业中来，他们向前辈专家和匠师学习，紧密配合，迅速成长为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新生力量。当年的这批青年人已是如今中国文物研究所的资深专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国民经济虽然尚处于恢复时期，文物古迹的整理修缮多属中小型工程，且多集中在北京等大城市中。虽然如此，中央人民政府还是对文物保护事业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关注，1950年5月24日，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迹，珍贵文物、图片及稀有古生物保护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同年7月7日，政务院还颁布《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文物保护法规，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布的文物保护政策的指导性文件，上述文件精神要求全国各地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土地改革过程中落实文物保护政策，积极保护文物古迹。其后，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逐步恢复，文物保护事业也随之成长发展起来；而此时相应的各级文物保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业已初步形成，古建筑的修缮保护伴随大规模的古建筑调查工作的开展向全国扩展，国家的文物政策体系逐步完善，这些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物及古建筑保护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7月21日，文化部文物局组织“雁北文化勘查团”，团长为裴文中，副团长陈梦家与刘致平。勘查团分考古、古建筑两组，有莫宗江、赵正之、傅振伦、阎文儒、宿白等专家参加。考察结束后出版了《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郑振铎为该报告作序《重视文物的保护、调查、研究工作》。此次考察，晋冀两省因唐、宋古建筑遗物保存较多，引起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因此责成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订《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并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古建筑重点调查修缮保护的地区。
自1950年起，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密切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对全国范围内的重点文物古迹进行了系统的调研，并先后主持完成北京及全国各地重要古建筑的修缮保护工程数十项，业绩卓著，影响深远。其主要工程项目计有：北京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箭楼修缮工程(1951年9月一12月)；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修缮保护工程(1951年10月)；北京天安门修缮保护工程(1952年5月)；山海关城楼、沈阳故宫大清门、吉林农安塔的修缮工程(1952年8月)；北京护国寺金刚殿及北海天王殿修缮工程(1952年12月)；北京雍和宫修缮工程(1952年10月)；北京故宫皇极殿修缮工程(1952年8月)；北京北海五龙亭修缮工程(1952年10月)；北海团城衍祥门复建工程(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次对古建筑按原状进行复原，1953年1月)；北京中南海云绘楼、清音阁迁建工程(新中国首次古建筑原状迁建保护工程，1953年8月)；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修缮工程(1954年3月)；山西太原晋祠修缮工程(1954年5月--6月)；山西大同大东街九龙壁、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太原晋祠鱼沼飞梁、朔县崇福寺观音殿修缮工程及大同云冈石窟第5、6、7窟木构窟檐揭瓦整修工程(1953年12月)；河北赵县安济桥修缮工程(1955年4月)；八达岭长城修缮工程(1955年9月)等。以上古建筑修缮工程通常均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派的工程技术人员负责勘测设计、施工管理、技术咨询等工作，并与工程所在地的古建筑匠师通力合作而完成。由于各部门领导有方，工程技术人员认真敬业，许多落架修缮工程都仅在一年内或更短时间顺利完成，非常难能可贵。
自1952年起，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在实施修缮保护工程的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古建筑的勘查调研活动，其涉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均使之构成了新中国古建筑调查研究的主导力量。此间重要的勘查调研活动计有：1952年10月，山西雁北地区古建筑勘查；1953年，在山西省勘查发现37处古代建筑，其中主要的有全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五台
县南禅寺大殿，以及平遥镇国寺大殿、平遥县文庙大成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永济县永乐宫及壁画和万荣县飞云楼等，上述调查及重要发现均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中具有极高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
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作为文物保护科研机构，自创设之初即陆续开展了相关的学术研究，
并面向全国文物系统开展教学培训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进行系统的古建筑研究，始自中国古建筑模型与古建筑彩画范本的制作保存工作。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花费巨资与时间，由会内著名模型制作匠师路鉴堂，刘敏、郭旺等先后制作了北京西安门、山西应县木塔、山西五台佛光寺大殿与南禅寺大殿、河北赵县安济桥等中国著名古建筑模型。作为保存古建筑的副本，模型用旧金丝楠木制作，比例精准，做工细腻，现已系文物级藏品；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各方专家不仅实地勘测古建筑，绘具完整缜密的测绘图纸，而模型制作本身即是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过程，也由此而促成了诸如陈明达《应县木塔》等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经典性著作的出现。
1955年3月，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刘醒民、王仲杰主编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清代彩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58年6月，《中国建筑彩画图案·明代彩画》由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彩画研究重要的奠基性著作。
1952年10月，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责成委托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举办第一期全国古建筑培训班，学员来自五个省市，共计11人。其后1954年2月、1964年4月、1980午9月又举办了二、三、四期。四期培训学员共计127人。结业学员大部分回至原部门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工作，构成了中国文物及古建筑保护工作的骨干力量。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0年至1955年间，是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新中国文物事业及其文物保护体系逐步完善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顺利完成了自旧中国至新中国的改造。作为全国古建筑修缮工程勘测设计的主要单位，在全国范围内承担主持大量重要古建筑的修缮工程，逐步建立起较为完整规范的古建筑修缮工程勘测设计、工程管理、学术研究体系，并在工程实践中培养了专门人才，构筑成为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中坚力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发展：古代建筑修整所与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时期（1956-1965）
1955年3月，马衡先生病故，由俞同奎主持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全面工作。1956年1
月，文化部决定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更名为古代建筑修整所，办公地点设在沙滩原北京大学红楼。机构设置有办公室、工程组、勘察研究组、资料室、人事组，共有员工73人。古代建筑修整所由俞同奎任所长，姜佩文任副所长，聘请朱启钤先生为顾问；黎辉、何良弼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祁英涛任工程组组长，杜仙洲、纪思先后任勘察研究正、副组长；俞同奎兼任资料室主任，张思信任人事组长；1955年成立古代建筑修整所中共党支部，书记由张思信担任。
古代建筑修整所成立后，除担负着北京古建筑修缮保护工作外，对全国各地的文物勘查与保护的力度更为加强。1956年4月，杜仙洲、李竹君、朱希元、崔淑贞等赴山西进行文物普查；余鸣谦、杨烈、姜怀英则赶赴甘肃永靖县对炳灵寺石窟进行勘查，以确保刘家峡水库兴建时的文物安全。此后，全国范围内的古建筑调查继续深入进行，例如1956年秋福建、广东两省古建筑调查；1957年初，云南古建筑调查；1958年8月，古代建筑修整所组织华中、华东两勘查小组分赴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西及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省市对262处重要革命建筑、古建筑、石窟寺等进行了勘察，考察历时五个月；1960年夏，陕西、甘肃、青海三省古建筑调查，发现青海乐都瞿昙寺；1962年3月，山西洪洞县广胜上寺、下寺及水神庙调查；1962年，四川大足宝顶山及广元、乐山、绵阳、夹江等地摩崖造像调查等。
北京大学红楼外景（1963年）
此时，古代建筑修整所的学术研究也有新的进展，1956年9月，古代建筑修整所杜仙洲、纪思主编的《古建通讯》作为内部学术刊物创刊，1958年8月更名为《历史建筑》继续发行，其间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存在时间较短，但却是新中国创刊较早的古代建筑研究专业学术期刊。与此同时，对友好邻邦的文物援助工作也逐渐增多：1958年余鸣谦和国家文物局的陈滋德应邀赴越南讲学；1959年，余鸣谦、李竹君进行技术指导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兴仁寺及夏宫修缮工程相继开工。由此，古代建筑修整所的各项工作出现了全面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
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年代。1月，古代建筑修整所朱希元、梁超、贾瑞广等12名干部下放到河北省丰润县参加劳动锻炼，全所同志齐聚一堂进行欢送。
同年开始的山西永乐宫的整体迁建工程是这一特殊政治时期对古代建筑修整所的一次严峻考验。坐落在山西永济县永乐镇的永乐宫，是我国现存格局最完整的元代建筑，其元代壁画更是彰显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精品杰作。为了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国家决定将永乐宫整体迁建于距其旧址205公里的芮城县龙泉村。永乐宫的古建筑整体搬迁复建和元代壁画揭取复位工程由古代建筑修整所承担，这对全所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工程项目由祁英涛、陈继宗主持，集中了全所的主要技术力量进入工程现场，所领导黎辉、张思信等则亲自负责工程后勤保障工作，出现了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匠密切配合“三结合”的动人场面。在全无先例的情况下，全所上下坚持工程实践与科学研究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富于创见、科学实用的中国古建筑保护工程实践与研究道路。山西永乐宫整体迁建工程前后历时七年，于1965年春胜利告竣，这是中国首次完成的大规模古代建筑群的整体搬迁复建，该成果获得全社会的高度赞誉，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于1978年荣获国家科学大会奖。古代建筑修整所在这项重要工程中得到了全面的锻炼与升华，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其中国古建筑保护工程国家队的优秀素质与高超水平。
古代建筑修整所所长俞同奎在任三年，于1959年病逝于任上，所幸所内以祁英涛、杜仙洲、余鸣谦为代表的一批技术人员已经开始担当大任，因此所领导的早逝，并未对已全面开展的文物保护工程产生太大的影响。
1962年，文化部决定在古代建筑修整所和成立于1956年12月的文化部博物馆科学工作研究所筹备处的基础上，合并组建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保留古代建筑修整所机构名称，并将其业务范围扩大，除古建筑修缮工程设计、调查研究之外，另新增馆藏文物化学保护、石窟寺与木构建筑的化学加固，以及文物与博物馆工作研究等。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书庄兼任所长，副所长为姜佩文、王振铎、王辉、南峰；业务秘书纪思(工程技术与科学研究范畴)、罗歌(文物博物馆研究与文献资料范畴)。机构设置有建筑、石窟、化学、资料、博物馆工作等五个业务组：办公室主任张思信；建筑组组长祁英涛；石窟组组长余鸣谦；化学组组长纪思(兼任)；资料组组长王辉(兼任)；博物馆工作组组长王振铎(兼任)；人事组长李永奎。1962年成立文物博物馆研究所中共党支部，书记由姜佩文担任。单位员工计81人。同年，著名文物学家王世襄
先生接到上级“回归文物口”的指示，由音乐研究所调入文物博物馆研究所。
“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意味着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在新形势下新学科的引入与新千作领域的拓展。新领导班子中，王振铎是我国著名的文博专家，在运用科学技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方面造诣尤深，历史博物馆陈列的浑天仪、地动仪、计里鼓车、指南车即根据他的研究设计复原制造而成，而对于古建筑的保护与修复也有精深的研究。王振铎的加盟，无疑增强了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的研究力量，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文物的科学研究更成为发展的热点。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古代建筑修整所下放北京市期间，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十分关心古代建筑修整所的工作，经多年工作经历与深入思考，决定开展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更为妥善、有效地保护馆藏与出土的各种器物、古建筑与石窟寺等珍稀历史文物与革命文物的科学研究工作，并拟由古代建筑修整所承担这项新任务。古代建筑修整所即将这项艰巨、重大的文物工作新任务列入首要日程。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文物处处长陈滋德经常亲临古代建筑修整所检查指导工作，率领古代建筑修整所有关人员寻求、商洽协作进行文物保护技术科学研究。
1960年初，占代建筑修整所的王书庄、姜佩文、纪思等拜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柳大纲教授，详细地介绍了文物保存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征求协助、协作进行保护文物的化学材料和应用技术研究。洽谈取得了承诺，指定并介绍高分子化学专家林一研究员指导，由中国科学院中南化学研究所(所址在武汉．后迁至广州，更名为广州化学研究所)担负这项科学研究。随后，古代建筑修整所派纪思赴武汉中南化学研究所商谈科研协作的项目、项目负责人与研究人员，以及具体工作事宜等。科研项目为甲基丙烯酸甲酯用作石窟裂隙灌浆黏结、表面封护材料的研究；中南化学研究所决定高分子化学专家叶作舟(后任副所长)担任项目负责人，古代建筑修整所由纪思负责，两所各指定若干人员担负这一项目的研究助手。实验研究地址分为中南化学研究所和古代建筑修整所两处，古代建筑修整所建立化学实验室；科研经费由两所共同负担。事后立即开展研究工作，叶作舟研究员经常往返于京汉(京广)两地安排、检查研究工作；中
南化学研究所还专门派出两名中级研究人员长驻北京培训古代建筑修整所人员，协助开展研究工作。并赴大同与洛阳勘查石窟现状及其裂隙分布的具体情况，还赴宁夏青铜峡水坝参观考察裂隙灌浆加固研究工作。1964年这项科研项目取得初步成果，上报文化部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1961年初，古代建筑修整所姜佩文、纪思拜访北京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周守成同志，详细地介绍了文化遗产石窟寺的历史、艺术价值，现存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征求协作进行科学研究解决办法。北京地质学院指定岩石矿物专家苏良赫教授、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专家王大纯教授、青年教师王玉茹与许以和协作进行科学研究。嗣后，1962年春至1964年夏，纪思陪同苏良赫、王大纯二教授等人先后勘查研究了大同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与巩县净土寺石窟 等，提出厂地质勘查报告与防止渗水、风化的初步措施设想。1964年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派出科研人员协助指导龙门石窟保管所对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头部进行高分子化学材料粘接修补与表面封护加固。
1962年春，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在沙滩北大红楼所址构建化学实验室多间，购置仪器设备。实验室分有基础试验、高分子材料与灌浆，金属文物除锈复原、纸张与出土纺织品的提取和保存、竹木漆器脱水保护等专门试验室。同年文化部、文物局与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决定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争取列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持的“十年科学研究规划”，纪思受命起草《文物保护技术十年科学研究规划》，王书庄副局长主持讨论，修改定稿后，1962年秋上报国家科委列入全国十年科学研究规划。文物保护技术科研规划中的项目有：甲基丙烯酸甲酯用于石窟寺裂隙灌浆黏结；岩石与木构建筑文物的封护加固；壁画颜料成分分析；壁画龟裂、起甲的黏结加固；壁画变色的防止；出土竹木漆器的脱水保护；纸张文物与出上纺织品酥碎的防止和加
固；出土与馆藏金属文物(铜、铁、金、银等)的防锈和除锈；石窟寺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勘测研究及渗水、风化与风沙侵蚀的防止；出土文物年代的测定；古遗址、墓葬的探测等十余项。
1962年秋，文物局陈滋德处长、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姜佩文副所长与纪思业务秘书拜访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主任胡志彬教授，寻求协作进行有关壁画和出土金属文物保护的各项研究，达成共识与协作。胡志彬主任亲自担负出土金属文物保护研究，另一副教授先从壁画颜料成分分析入手，进行壁画保护研究。两教授各自选定一名高年级学生协助进行科学研究，该二人大学
毕业后即分配到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1962年秋至1965年秋，教育部分配化学、地质学科大学毕业生徐毓明、黄克忠等九人到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文化部调入文物学科波兰毕业留学生王丹华、胡继高二人。在文物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党政领导下，这些新力军与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原有技术人员共同协力，与所外协作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文物单位密切合作开展了创业性的文物保护技术科学研究工作。甲基丙烯酸甲酯用于石窟寺裂隙灌浆黏固项目取得初步成果上报文化部、国家科委之外，先后开展壁画保护、出土金属文物除锈复原、出土竹木漆器脱水加固、纸张文物与出土纺织品的加固提取等项目的研究，以及石窟寺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的勘查等，写有阶段报告、勘查报告十多件。
至此，古代建筑修整所与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文物的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四、停滞：集体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时期
(1966—1973)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及古代建筑修整所除在1966年5月至1967年7月期间参加北京人民大会堂维修工程，完成了高分子化学材料灌浆修复加固混凝土大梁裂缝的政治任务之外，其他业务工作全部中止，全国范围内的文物保护工作从此进入停滞阶段。
1969年9月，全体工作人员集体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随后“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所内搞运动，一直持续到1970年5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办公厅直接领导。中央图博口领导小组于1971年和1972年先后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抽调回一批文物专业技术人员，逐步恢复古建筑修缮和文物保护研究工作。1971年6月，由“五七”干校调姜怀英、陆寿麟等参加完成了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加固工程，对大佛头部和胸部进行化学灌浆和金属锚杆加固；1972年4月，胡继高参加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大件漆器脱水修复的研究工作。同年，又有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恢复文物工作。国家其时虽尚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万马齐喑的时代，但文物保护与古建筑修缮工程因其特殊的社会属性与国际影响，率先显露出了恢复的生机。
五、复兴：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与古文献研究室时期
(1974～1990)
1973年6月，中央图博口领导小组批准组建成立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简称“文保所”)，曾先后隶属于文化部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办公地址仍然设在沙滩北京大学红楼(今五四大街29号)。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编制员工36人，设有办公室及古建筑研究组、石窟研究组、化学研究组、资料组等机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由蔡学昌任副所长，冯屏任办公室主任，古建研究组组长由祁英涛担任，石窟研究组组长由余鸣谦担任，王丹华出任化学研究组组长，而资料组组长则由何国基担任。
1973年9月15日，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参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周总
理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询问关于云冈石窟的维修保护情况之后，对随行中外记者宣布：“云冈石窟艺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存下来。刚才说有一个十年规划，时间太长了，要三年修好”。为了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开始对云冈石窟展开大规模的维修保护。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蔡学昌、祁英涛、陆寿麟等受国家文物局指派勘查处理云冈石窟第五窟顶岩脱落的险情，同年11月，云冈石窟维修工程领导小组正式成立，蔡学昌任副组长。以此为契机，同年年底在“五七”干校的员工得以大批调回北京安排工作，文保所终于显露出全面复兴的曙光。1974年至1976年的云冈石窟“三年保护工程”启动，由余鸣谦任总负责人，主持工作，业务骨干姜怀英、贾瑞广、李哲元、蔡润等参加洞窟化学灌浆黏结工程，工程于1976年9月竣工验收，为落实周总理的遗愿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拨乱反正，春回大地，已经成立三年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各项事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以祁英涛为组长的古建筑保护研究组，以余鸣谦为组长的石窟保护研究组，以王丹华为组长的化学研究组三面出击，承担全国各地大量的古建筑修缮保护、石窟保护及出土、馆藏文物的抢救、修复任务，确立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国家级文物保护工程与研究的权威地位。
1980年12月，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大会推举著名科学家茅以升为名誉会长，文物局、文保所的老领导王书庄当选理事长，文保所蔡学昌、余鸣谦当选副理事长，蔡学昌兼任秘书长。协会是以文保所的各方专家为骨干而成立的，其办公地点即设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内。协会的成立，大力推进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在1976年至1990年的15年间，承担的文物保护项目及研究课题数百项，遍及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间包括山西五台南禅寺大殿、洪洞广胜上寺毗卢殿，北京大葆台汉墓，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湖南岳阳楼，广州南越王墓，云南大理三塔，西藏拉萨大昭寺、布达拉宫，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天水麦积山石窟，新疆库车库木吐喇、森木赛姆、克孜尔千佛洞以及阜康图墩子清真寺大殿、喀什昭苏圣佑庙，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维修工程等国家重要古建筑及重要文物的保护项目。
1985年1月7日，杨占庭调任、王丹华升任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鉴于中层各组组长大多为北平文物整理工程处及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时期的老一辈专家，年事已高，决定让一批中年业务骨干接班走上中层领导岗位。全所设五个中层直属部门，改“组”为“室”，崔兆忠、李竹君升任古建筑保护研究室正、副主任，黄克忠、贾瑞广升任石窟保护研究室正、副主任，徐毓明、冯耀川升任馆藏文物保护研究室正、副主任，施子龙升任情报资料室主任，办公室正、副主任为王中年、杨朝权。中层领导班子的年轻化给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工作增添了活力，使之更为适应新时期文物保护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
与此同时，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呈现出喜人的面貌，科研成果不断涌现。1985年3月15日，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同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院合作开发文物保护新技术，决定两家共同承担科研课题《近景摄影技术在石窟测绘中的应用研究》。我所主要课题负责人：贾瑞广、黄克忠、宋森才。课题于1988年8月顺利通过验收。此项研究的成功为我国石窟测绘开辟了一条新路，填补了我国文物保护技术的空白。在1990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此项科研成果在工作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在云冈石窟完成第5、6、7、8、9、10、11、12、13、16、18、19、20号共13个大型洞窟的立壁面图和部分雕像的等值线图。在四川大足石窟的测绘中完成宝顶山摩崖石刻和北山摩崖石刻两处石刻和部分雕像的等值线图。此项成果推广应用在洛阳龙门石窟、云南剑川石窟、河北邯郸南响堂山石窟、北响堂山石窟、广西花山崖画、西藏布达拉宫等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为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图纸资料。
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学会和中国博物馆学会共同组织召开“亚洲地区文物保护技术讨论会”，会议于同年4月11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朝鲜、泰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日本、缅甸均派出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扩大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国际影响，推动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互补。
与此同时，后来并入中国文物研究所成为其重要组成的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的创建及发展历程，则颇为引人注目。
1972年初，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及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批先秦古籍的帛书竹简，大批竹简帛书的出土，从历史上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为了研究清理这批出土重要文献的内容，破天荒地将饱受冲击、已经下放到全国各地的一批历史、文物、古文字学研究的学术精英荟萃至北京老北大红楼，进行竹简帛书的释读研究。其中有故宫博物院的唐兰、张政烺，中山大学的商承祚，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北京大学的容庚，顾铁符，吉林大学的于省吾等均受命参加此项工作，其他如现在的著名学者傅熹年、李学勤、裘锡圭等则在当时还属于年轻学者。当时，对竹简的释读研究成果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要求三天内印出大字本，上呈中央。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对出土文献竟然倾注如此高的热情予以关注，体现了毛主席的伟人素质。经过两年多的清理、保护、编号、照相，并作了初步释文，发现其中有失传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等古代佚书，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至1974年6月“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正式成立；同年8月，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的消息发表以后，随即成立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上述整理小组设在文物出版社内，具体组织工作由总编办公室承担，并根据工作的内容陆续增加，整理工作有所分工。1975年，“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和“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也相继成立；1978年初，还成立了“居延汉简整理小组”。对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甘肃额济纳旗汉代居延遗址破城子和第四隧木简，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出土的十六国至唐代的文书，以及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已炭化了的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等进行系统全面的考释和研究。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大批重要学术研究成果涌现出来：1974年9月，《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出版；1975年1月，《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出版，2月《孙膑兵法》出版；1976年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导引图》、《战国纵横家书》、《经法》等出版。在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亲自主持下，开始筹划成立一个永久性古文献研究机构来取代阶段性整理小组，由谢辰生起草有关报告上报中央。1978年1月23日，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批复，1978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了以整理小组为基础的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由著名学者唐长孺出任主任。
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的古文献研究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许古文献研究室成立的意义还远不止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已臻高龄、堪称国宝的文物与古文字学家由此走出干校登上学术研究的岗位，得以发挥最后的光和热，同时一批中青年专家纷纷显露头角，从而一度形成代代相衔、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多年来，古文献研究室的研究工作通过与地方单位的合作、努力，取得了多项丰硕成果。其中如国家级研究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全十册)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全四卷)分别于1975年和1988年立项，通过多年的研究，其成果均获得重要的国家级图书奖，这与中国古文献研究的国家级团队可谓
名实相符。
1986年，当时我国唯一的文物普及性杂志《文物天地》(双月刊)自文物出版社转由古文献研究室主办。副所长张羽新、盛永华先后出任杂志主编，韩仲民、吴铁梅、盛永华先后主持《文物天地》编辑部工作。杂志采用大专家写小文章方略，多学科、多角度全面普及介绍文物知识与最新研究成果，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欢迎。《文物天地》作者队伍中既有苏秉琦、吴汝康、贾兰坡、周一良、商承祚、王世襄、朱家溍、宿白、黄盛璋、徐苹芳等老一辈学界名宿，也有李零、林梅村、齐东方、晁华山、陈星灿等青年学者。著名文物学家孙机与杨泓先生对杂志支持尤大，两先生合著的《寻常的精致》，即以在《文物天地》发表的文章汇聚成集，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在1986年至2001年间，《文物天地》(双月刊)真诚面对普通学子与寻常百姓，以平易的生活化语言、生动的文学式笔法，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讲授文物知识，轻松揭开考古、文物学神秘、冷僻的面纱，寓教于乐，雅俗共赏，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的学术界内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的重要意义及价值，诚如谢辰生先生所感言“……中国文物研究所如果要名符其实，就要做到文物与古建筑研究、文物科技研究、古文献研究三足鼎立，强强联手……中国文物研究所正值七十年之际，而所面临的大好发展机遇更为难得，切望扬长补短，奋力图强，以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
在大好的形势下，古文献研究室老—辈文物学家王世襄进发出了惊人的创作活力。王世襄先生字畅安。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抗战时期，毅然离开北京，初至重庆，后赴李庄到营造学社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任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1945年至1946年先后经手没收德人杨宁史(Werner Jannings)青铜器240件、收购郭保昌(号觯斋)藏瓷器、接收溥仪天津张园文物等文物清理回收工作，为上述文物入藏故宫博物院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1962年调入文物博物馆研究所以来，王世襄先生潜心于木器、漆器、竹刻、杂项等古器物研究。1983年，王世襄先生的漆器工艺研究专著《髹饰录解说》正式出版，此后一发而不止。正如王世襄先生所言：“从1983年到今天，我又争取到二十个春秋。欣逢明时，加倍努力，把数十年来积累的资料一一写成专著，连同1983年以前之作，一共出版了中外文本三十多种。其中有关明式家具两书，已被世界公认为经典著作。其他各种，也无一不被认为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有益之书。”(《锦灰二堆》第11页)王世襄先生的系列个人研究著作，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产生了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
左一：王世襄先生
左二：王世襄先生接收杨宁史藏青铜器时在故宫御花园摄影留念（1946年1月23日）
前排右起：王世襄 罗 越 杨宁史 沈兼士 康思敦（女）
后排右起：张廷济 曾昭六 邓以蛰 赵席慈 于思泊
“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王世襄《哇边偶成》诗) “王世襄现象”是中国文物研究所所有老专家在新形势下壮志得酬、厚积勃发的代表性事例，同时也是中国文物研究所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成长历程，终于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得以集成发展，全线突破，走向辉煌的真实反映。
六，创新：中国文物研究所时期(1990一 )
1990年8月，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与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的基础上，合并组建成立中国文物研究所，1994年迁至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高原街2号现址。
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组建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其研究定位是根据国家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整合文物保护科技资源，承担国家重大文物保护科研课题和文物保护项目，具有综合攻关能力，指导全国的、与世界文物保护科技水平接轨的国家科研机构。其主要工作职责是承担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项目，开展对突发性的文物保护工作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和处理意见；承担重大、复杂的文物保护工程，开展文物保护重点课题研究，开展文物保护基础理论研究，为文物保护的科学管理提供依据；发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科技顾问的作用；对各地方文物保护工程或项目进行技术指导；开展出土文献、文物和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对国家重点文物资料和档案进行记录整理研究，汇集文物保护科技信息；开展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和文物保护工程技术的应用研究；开展文物修复理念、方法和保护技术研究；开展文物保护科学技术规范和标准的研究；开展对文物保护管理和科技人员的培训；开展国内外文物研究、文物保护科技研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等。
中国文物研究所办公楼
中国文物研究所共设有六个科研部门，分别是古代建筑与古迹保护中心、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古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文物资料信息中心、文物保护修复培训中心、文物保护基础理论研究室。
古代建筑与古迹保护中心：主要突出工程技术与方法、砖木结构和岩土结构文物保护的综合研究，开展文物保护维修工程方案的设计与指导，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编制，文物保护工程的规范、标准等相关课题的研究。
文物保护科技中心：重点是开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原理、方法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依据文物的特殊性质，探索符合文物保护原则的方法和手段；遵循文物的特殊性，确定科学严谨的文物保护方案，承担重要的文物保护项目。探索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技术，开展文物保护理论、方法与技术的课题研究。设有分析、检测、材料和新技术实验室，开展对金属、石质、壁画、丝织品及竹木漆器等文物损坏机理、保存环境、保护技术、保护方法等方面的研究。
古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出土的简牍、文书、碑刻、甲骨等资料的整理与综合研究，承担简帛、墓志、残卷及—切有文字资料的整理、研究，制定相应的标准与规范。出土文献研究几乎涵盖了解放以来发现的不同时期的重要简牍、帛书，以及敦煌学及吐鲁番文书等文献整理和研究，以及建国以来出土墓志的综合整理研究。
文物资料信息中心：主要从事文物资料的保护及整理；对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档案和博物馆馆藏一级品档案的整理、保护和利用，并采用现代化信息手段管理。现有藏书近30万册，其中不乏包括明刻本在内的善本、手抄本和地方志，另有一批包括图纸、照片和拓片在内的重要档案资料。该中心的任务是保存、管理好这批资料，开展文物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文物保护的最新成果，建立信息收集与交流系统，则是研究所的重要工作内容。
文物保护修复培训中心：利用科研机构、高校的资源，开展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资格培训，举办各类培训班、专题论坛，学术研讨，成为经常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全国文物保护培训基地。培训中心面积1000平方米，三个高标准的陶瓷、金属、石质文物的修复实验室、测试室和技术档案室；多功能电化教室和资料室、学术会议室和办公室。
文物保护基础理论研究室：开展文物学、博物馆学以及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基础研究，完成文物保护中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结合文物保护工作实际，研究的领域重点在法规、标准、理念、体系等方面。
中国文物研究所的现状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本书前章已有详细介绍，不再赘述。
2005年，正值中国文物研究所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全所员工上下一心，团结和睦，奋发图强，开拓进取，决心发扬“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优秀传统与肯拼搏、敢创新的时代精神，总结过去，开拓未来。
